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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叔叔尸首前这一段压抑的哭诉,大概是他一生中讲过的最长的一段话了。每一句、每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就是从那以后,我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我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 关键是我有这样的心态

来源:纸包鸡网 编辑:品艺精敏 时间:2019-09-25 06:10

   关键是我有这样的心态。我到一个地方,父亲在叔叔准备去吃海鲜,父亲在叔叔我刚要往里走,就有人叫我,老崔,我一回头,是一位大爷,他说跟我谈点事,谈谈心里的苦恼,天南海北地谈了一会儿,我说不行,我还得应酬去,好多人等着我。他说去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平民。当时我的朋友看到这一幕特别惊讶,他说你看他根本不把你当成外人,他见了你没有诚惶诚恐,你说大爷怎么找到这么好的感觉呢?可能他觉得我没有装服,他也不一定叫你停下来跟你交交心,聊聊天,我理解的平民心态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提问H:我想简单说一下,现在有很多主持人都是半路出来的,……有多年工作经验,这是否会成为挑选主持人的路数?  崔永元:我觉得选主持人这事,不能刻舟求剑。有几个主持人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大家都选半路出家的,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幼稚的。我还听说,有从监狱出来的,后来成为先进工作者的,是不是咱们都上监狱呆一段儿(笑)。我觉得选择主持人,跟选拔人才,跟征兵,跟选厂长、书记,跟选先进工作者,选村长的途径完全一样,我们是学新闻、于新闻,现在能做主持人。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也一样能培养出优秀的主持人来,像我们的张政,现在很快就是博士了,他可能将是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行业第一个博士,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我觉得很多途径都可以培养好的主持人。  世界说起家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是身边周围那么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刘震云《单位》  生活比相声小品有趣,这是我的感觉,举数例,以飨读者。  1.在电台办节目时自我介绍:“我姓崔,叫崔永元,‘永’是‘永远’的‘永’,‘元’是‘元帅’的‘元’”。这两天收到听众来信,‘崔永帅收’,瞬间出一身冷汗,因为最初是想说,‘元’是‘元旦’的‘元’。”   2.一播音员念稿:“下面请听《腊八舞曲》”,后经查实是《猎人舞向》。  3.在家休息接一电话,自称“雷姨”的老太太颤颤巍巍请我转告母亲明天下午开会。我转告时,母亲说:“真糊涂,是我刚才通知的她。”   4.父亲生日,我买来一“寿”字大蛋糕,全家享用。为烘托气氛,我提问:“谁知道‘寿’是什么意思?”快言快语的外甥抢先回答:“寿就是老也死不了。”   5.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在班上组织辩论,题目是:“古代人聪明还是现代人聪明?”   正方说:当然现代人聪明,古代人发射过卫星吗?坐过汽车吗?  反方说:现代人聪明,你上礼拜五为什么没完成数学作业?  正方说;你还没做值日呢!  于是,后半场改为人身攻击。  6.在自由市场买黄瓜,小贩见到我高兴地问:“你是《实话实说》的报幕员吧?”   7.数年前,朋友去广西北海,司机问:“你们从哪儿来?“北京。”司机又问:“北京离首都不远吧?”朋友说:“挨着”   8.新闻部主任时间组织开会,慷慨激昂地说:“我觉得干电视关键要把握住两点,一是……”这时有人插话说:“说得好,就应该这样,第二点呢?”时间怔了怔,思忖片刻:“你先记住第一点吧。”   综上所述,证明一位学者说得确切:“ 生活中不乏可笑之事,关键我们是否长了一双可笑的眼睛。”   看《实话实说》的来信和看《焦点访谈》的来信是大不一样的,这—点你不看不知道。所以,每每看到“焦点”同仁无论男女在去食堂的路上依然眼神暗淡.脑门泛绿,就知道他们又被来信吓着了。  好吧,选几封来信让诸位一睹为快。  来信一:报名信A   “听说你们下一个话题是左撇子的故事,我坚决要求参加,我是个地道的左撇子,因为我没有右手。”   能感到乐观吗?  来信二:报名信B   “听说你们要讨论医患关系,我认为我理所当然该是嘉宾,因为我已经干了25年兽医了。”   能听出抱怨吗?  来信三:建议  “我是个中学生。最近看了你们的节目,《成长的烦恼》、《继母》等等,我非常不满足,我认为,你们应该讨论群众关心的重大的有意义的有轰动效应的社会热点话题,现在我就推荐一个话题:当班干部吃不吃亏?”   会觉得发蒙吗?

大学前两年熬过来了,尸首前这一诉,大概第三年终于盼来了专业课。 新闻采访、尸首前这一诉,大概编辑、录音报道、评论写作,这些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对采访课,老师是甩手疗法,一人发一张介绍信,自己联系采访对象。 再看同学们,外地的找老乡,本地的找爹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像往常一样,我和宋健依然确定了联手的原则,他去联系采访单位,我在宿舍琢磨采访提纲。 傍晚,宋健回到宿舍,轻描淡写地说,联系好了,明天采访长城饭店。同学们眼睛瞪得灯泡似的。长城饭店?那可是五星级啊!巴顿将军才四星。八三年去那儿采访,相当于今天说,今晚上我把长城饭店包了。看看宋健一脸的土,就知道他今天拐弯抹角没少跑路。灯还没关,就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即起,洗撤换衣,还特意拿了新本以备采访专用。换了3趟公共汽车,来到长城饭店门前。我放慢脚步,让宋健超过。门卫拦住问明情况,打了个电话,公关部经理“西服革履大皮鞋”迎了出来。 一进大厅,就一个字:晕。 公关部经理头上油光锃亮,人极热情,领着我们上上下下地转。不时地提醒,小心,地刚打完蜡,小心,钢筋扎着,建设中的高级饭店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会儿天上,一会儿人间。我有些晕场,顾不上提问题,只能抓紧记住公关部经理冒出的一串串数字和新鲜的词汇:1007间客房,12个宴会厅,9个餐厅,还有室内游泳池、屋顶网球场、健身房、弹子房、芬兰浴室、蒸气浴室、美容室…… 忽然,公共部经理问,你们写了稿子在哪儿发? 这一问宋健蒙了,我的准备就派上了用场。 是这样,我说,职业记者只能给本单位发稿,而我们新闻系学生写的稿是想在哪儿发在哪儿发。 公关部经理被我说得激动,那我能不能提个冒昧的要求,发在《北京日报》上。 这要求相当冒昧。 比我们联系采访长城饭店还难。 我记得全班同学折腾了4年,只有河南来的辛如计在《北京日报》上发过一篇:《透视大学门前送新生的小轿车》。 其他同学长期和退稿信结缘。 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作品创作完毕,《十月》、《当代》没希望,投给《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学新人,应该是有点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来是我没想到的,于是转而投给了《丑小鸭》,我觉得这是底线了。 《丑小鸭》退稿时,写着“暂不采用,望继续赐稿”。我悲愤交加,创作旋即进入低谷。 再说晚上回来,和宋健拉开架式,把采访笔记和对方送的材料铺了一桌,高声商议思路,同宿舍同学看不惯, 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有以下素材: 第一,门不用你开,有专人负责。 第二,总台用电脑管理,这套系统世界不多见。宋健还从侧面了解到,五星级饭店全世界不超过10家。 第三,床上用品是进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该是进口的。果然,后来美国总统来时,就住在那儿。 第四,水龙头不用拧,一按就行,不可思议。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多年来,段压抑的哭的东西笔者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将电视频道锁定在“中央一台”。笔者忘不了那个残疾姑娘。她是硕士研究生,段压抑的哭的东西对生活有过美好的向往。但在婚姻面前,她不得不因自己是残疾而降低择偶标准,“屈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可以说,两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因“优势互补”而走到一起,两人心灵深处的冷漠和隔阂正在彼此的宽容和理解中不断消除和淡忘。但在崔永元看似不经意布置的陷阱中,两人生活的隐私和情感的疤痕暴露无遗!屏幕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崔永元竟然近乎残忍地问:“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你丈夫?”在他的诱导下,硕士脱口而出“是”!当谈及双方后来的接纳和好,崔永元又评判式地问:“你是不是在降低标准?”面对如此戳人伤痛的问题,除了圣贤又有谁会回答得圆满呢?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其丈夫的时候,他只是难堪地笑着,痛苦地笑着。笔者难以想象这对夫妻走下屏幕后将如何“面对”,他们会不会因这次被邀请参加“实话实说”而产生新的隔膜?笔者也曾经掉进崔永元设置的陷阱里。那种难堪,那种窘迫,并由此而带来的心灵创痛,也许一生也抹不尽,挥不去。“嗑巴”历来是被国人取笑的。笔者偶尔着急时也有“嗑巴”的时候。为了避免“嗑巴”,笔者走进(笔者是被邀请的17位左撇子之一)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演播厅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话语准备。节目正式录制前,崔永元说“谁说话前请举手示意我”,这样笔者心里就更踏实了。没想到正式录制时,笔者却是现场惟一没有举手而说话的人!崔永元突如其来的“引语”和举来的话筒,使笔者结结巴巴谈起过去因书写不流利对高考带来的不便,没想到崔永元插话取笑(也许他自认为是幽默)说:“考播音系呀!”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当时,笔者脑海一片空白,心里本想慷慨陈词一番,嘴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只好以“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作罢。笔者以为自己的“谈话”录像应该会被剪辑掉,没想到播出时这些镜头全部“展览”了出来。笔者深深地感到这是平生最难受的时刻!这以后的日子里,笔者天天被这样一些问话包围着:“你是嗑巴呀!”“你上电视怎么那么嗑巴?”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叫《感受坚强》。那期节目印象很沉重,因为节目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张穆然的少女在节目播出的头一天撒手人寰。好在那节目有赵本山、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敬一丹等众多名人雅士支撑,然而崔永元也给观众留下了“整事儿”的嫌疑。当崔永元把话筒举到水均益面前时,水均益一时没站起来,崔永元便说:“站起来说,坐着不礼貌。”提示站起来很正常,但对水均益似乎没必要强调礼貌问题。 但崔永元偏不。这期节目播出后,笔者身边的同事都说崔永元“爱耍点小把戏整事儿”。这种结果是崔永元意想不到的,也是笔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其实,调侃与玩笑的分寸与尺度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样的玩笑开在这儿可以,开在那儿不行,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或许不能承受。那么,分寸与尺度在哪儿,很显然,在对方那里。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玩笑如何,对方不能接受那就是不合时宜,所以,入乡随俗其实是文明的一个至高境界。我曾经宽慰过,因为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实话实说》是即兴谈话,脱口而出,为了不出口伤人,我在日常状态中磨练自己,绝不讲黄色笑话,绝不开过火的玩笑,这样久而久之,才能让自己处在自然通达的状态。现在看来,我的修行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一个电视节目,有笑声意味着放松、灵动、可视性强。但比起人的尊严来,这些要素一钱不值。祝先生,对不起,请原谅。

  父亲在叔叔尸首前这一段压抑的哭诉,大概是他一生中讲过的最长的一段话了。每一句、每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就是从那以后,我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我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

孩子们真是实话实说。宫傲仗着地盘熟,他一生中讲不怯场,他一生中讲大大方方地仰靠在沙发上。谁叫他是孩子呢,不随便就不是孩子了。蒋小涵不客气地批评了孩子当中风行的嫉妒心理。节目播出后,两个人为此吃了苦头。蒋小涵上学成了难题,宫傲的几个演艺合同都被毁了约。两个孩子的母亲都给我打电话,质问社会为什么承受力如此脆弱?我听得出她们言外之意对我有些抱怨,一期节目,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前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自我宽慰的理由是,就算我扔下两个障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磨炼一下他们吧。 2000年的“六·一”又到了,这回不用我们操心,青少中心力邀我们加盟全天的直播节目。这回策划由海啸、虎迪提担当,说来两位都具备资格———每人都有个宝贝女儿。节目定名为《假如我是爸爸妈妈》。这次挑的孩子大了一点,个个能说会道,与其说是我在主持,不如说我在做陪衬。一个来自浙江的11岁的孩子吴导着实让来宾大为惊讶,他趴在座位上仅用了几分钟赋诗一首:在演播室我坐在台上看着大家的笑听着大家的一切只有灯光主持人讲着这传播在空气中的故事在这里我讲的话是自己的过去在拿着话筒说时我在想着未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即兴之作。 我说了很多夸奖的话,表达我的惊喜。吴导记在心上,回家后寄了一本诗集,作者是自己,书名为《喜欢长大的世界》。晚上,躺在床上,我翻着诗集,被有趣的诗句感动。“小鸟爱大树的强壮大树爱小鸟的自由”“从上游到下游桥是最近最快的语言”“拐杖是老人的一只脚它支撑起老人的年龄”和孩子打交道时,我提心吊胆。他们的聪慧总是自然流露,常使人猝不及防。大人们小心翼翼地修饰着自己,稍不注意就会在孩子的法眼前露怯,我亲眼目睹一位专家被孩子们的问题问得东倒西歪,诸如地球有多重,眼睛那么小为什么看的东西那么大,猫和狗谁最不喜欢羊等等。在21世纪,没有文化的父亲将是世界上最苦的行当。 1986年的夏天,全国的盲童代表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报到时,主办单位点名,广播电台的来了没有?在我回答的同时,一个男孩顺着声音摸了过来,看上去八九岁,一口的天津话。盲童杨雪元说,我想去你们电台吹笛子。我说为什么?他没回答,又回问了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电台听收音机声音最大?我们笑了,盲孩子们单纯得可爱。我们是指,我、郭林雄、张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3个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很丰富,没开什么会议,每天安排孩子们用脚和手去参观。他们去摸了长城,他们去摸了大会堂和纪念碑。在纪念碑前,孩子们的身形就像一座雕塑,《中国日报》记者郭建设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经典的画面。后来广播越来越衰落,过的最长我所在的这个单位也是人浮于事。比如,过的最长我们刚开始制作节目的是7个人;可以制作很优秀的节目。到后来有近20个人,节目的质量却在下降。这个时候开始出去干私活,一下子就干到中央电视台。忽然说做主持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了1992年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开始进行改革。改革之前的中央电视台让我感受非常深,因为那个地方人浮于事比电台还要厉害。我参加过很多剧组,剧组一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包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然后吃饭,吃各种各样的饭。花钱如流水,也没有什么人心疼,也没有什么人在意。1992年底我们开始筹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忽然经济开始紧张起来,大家出去采访都坐不起出租车,有的是骑自行车,有的是挤公共汽车。这个我觉得倒很像我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感觉,所以对这个新节目比较钟情。当时新节目没有名字,《东方时空》是后来起的名字。当时叫《新太阳六十分》,每一个子栏目都在设想,比如《东方之子》当时叫《太阳之子》,我对这个题目非常赞赏,我说叫《太阳之子》好。如果要采访贪污犯,就叫《太阳黑于》。《生活空间》叫《太阳人家》,《时空报道》叫《太阳聚焦》。现在《东方时空》这4个字,是当时的主任孙玉胜想出来的。这个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起名字,后来我们的节目《实话实说》,还有《焦点访谈》前面“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也是孙玉胜想起来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了,专门给各栏目想名字。栏目的名字有了,接着就是怎么做了。有一天我的同学时间来找我,时间是他的真名,不是艺名,他就叫时间,他们一家子都怪怪的,他叫时间,他的父亲叫时盘棋,你说怪不怪啊?当时咱们解放重庆的时候,他父亲是随解放军第一批冲进去的,后来大家看到的“渣滓洞”大屠杀以后的照片,包括杨虎城遗体的那些照片,都是他父亲拍摄的。时间忽然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说什么节目,他说《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就很含糊,因为从1987年开始我做《午间半小时》,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都是在艰苦的基层跑。现在忽然说做一个主持人,我心里没什么准备。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家知道除了有赵忠样老师、倪萍大姐,还有罗京、张宏民。那个时候他们的岁数还没有这么大,非常年轻,非常英俊。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形象。这就意味着我要和他们并肩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天回家以后,我就照镜子,因为一个人在镜子里的感觉和在电视屏幕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越照越没信心。如果有一天电视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崔永元出来了,他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但是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我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了想怎么办呢?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我说可以找一个更难看的人,把他推出去。加果观众接受他,我就有希望了,我就把白岩松推荐过去了。白岩松最大的特点是自信,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不好。在那个地方一炮走红,大家一定记得白岩松红得程度有多快,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红了。进大会堂时,一段话了每一句每个字工作人员还沉着脸向带队人宣布纪律,一段话了每一句每个字不准上主席台。就在这时,孩子们簇拥着摸了进来,一名工作人员、一名中年女性,一扭脸就被打动了。她退到一边,让孩子们摸上了主席台。孩子们摸到了主席、总理的位置,一下子坐了上去。另外两个孩子高兴了,在台上翻起跟头。连红旗下都站着孩子,撩起红旗往自己脸上贴,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在擦泪。在这之前,张浩采访过北京残疾人运动会。他说,和他们打交道,总有些感觉让你意外。组委会一位无臂的朋友边走边接受采访,他忽然停下来对张浩说,劳驾您帮我提上鞋。 刚刚建成的密云国际游乐场全天为孩子们免费开放。坐过山车的时候,我挤了上去,一圈下来,我觉得天旋地转,回头一看,孩子们没有下来的意思。一口气,每人又转了3圈。孩子们用尖叫声表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我想,对他们来说,世界永远不会旋转,也许,世界真该是盲孩子们感受的这样。 孩子们吃盒饭,菜和饭分得不像我们那样清楚。所以有时连吃几口饭,有时又连吃几口菜。吃饱了,同样心满意足。也许,饭就该是这样吃法。 熟悉了,一个孩子悄悄告诉我,他不是生下来就看不见,他看过世界。他对我说,他见过树,树是绿的。 郭林雄回到宿舍连夜写了稿子,他说最喜欢盲童夏令营的徽章,上面用盲文写着两个字,从左到右是,我爱,从右到左是,爱我。 我已经想不起来怎样认识了司德林。 司德林双腿残疾,街道的团支部抬着他的轮椅逛故宫,他的想法是台阶太多,应该拆掉。他并不感谢别人的照顾,这让我们难以理解。 直到我去了一次美国,才对司德林有设身处地的感受。 在美国,我发现残疾人很多。经人指点,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发达国家用金钱为残疾人铺就了一条条自由自在的通道,使他们无须任何人扶助,轻而易举地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有良好的条件在社会上走动,也就难怪看到的残疾人多了。 我们不行,财力不够。建好的盲道还因为被随意侵占而有名无实。有时候我们这些健全人参与社会都学得处处不方便,更何况残疾人。 健全人如果都难保有健全的心灵,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哪有多余的爱抚慰别人。 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司德林们不正常,那是因为他们的肢体残缺。但他们心灵却是健全的,依然可以洞察秋毫。 虽然我们诚心帮助,希望给他们以扶助,但是,谁喜欢拐杖? 我们真想帮他们,就该铺几条他们能随意行走的路,开几辆他们能随意上下的公共汽车。我去西城培智中心学校采访,遇见了年轻的音乐老师关健。 关老师科班毕业后,可以去歌舞团,但是她到了这个学校教孩子们音乐。 关健老师第一堂课就与众不同。她告诉孩子们站在门外,听到音乐,就可以神气地走进来。然后她轻盈地敲打着黑白的琴键,《运动员进行曲》从她指缝里流出。 这时孩子们进来了,挤成一团,桌椅乒乓乱响,他们对音乐没任何感觉,他们不懂什么叫节奏。关健说,我一下就傻了。 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智力残疾者,大约有54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个数字超过丹麦整个国家的人口。 智力残疾儿童又称弱智儿童、精神发育迟滞。 以后很长时间,关健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戴上耳机,听听纯粹的音乐。她说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心态才能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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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吃患者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信上说:,我都记得为,就“因为口吃,,我都记得为,就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嘴就说对他们对讲真的很难。言畅隔着那层模糊了他面容的玻璃,费力地表述着,有时候一句话要开3次头,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完。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网站联动,很多网友也在参与这场讨论。“口吃不算病,但是要人命。” “其实口吃的人看着很老实,可他们的脑子是很聪明的。” “告诉你一招,说不出话的时候,可能拍拍耳朵。” “口吃是众多生理疾患难与共的一种,它并不能阻拦你迈向成功的脚步,也不能成为你不成功的借口。面对它,战胜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完这个节目,我更知道自己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对祝先生的伤害有多深,我真是后悔极了。很多口吃的朋友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他们写了信,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一位姓王的先生提醒我们:在同口吃患者交谈时,应该集中他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上。请改变你说话的速度,慢此,并在每句话中设置几个暂停,请专注并放松。如果他们卡壳时,不要看别处,同时也不要死盯着他。不要打断他们的话,也不要帮助他们完成句子。诸如“慢些”,“放松”,“吸口气”之类的建议是没帮助的,反而会加重紧张导致更严重的口吃。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那女的也值得一学,清清楚楚因前她不看钱,清清楚楚因前看感情;不看地位,看才华;不在意失去多少,只看重得到 的真切。如此这般,才百这轰轰烈烈、荡涤灵魂、 可歌可泣的爱情。要说恋,我看他俩的条件处境 也很糟,周围多少白眼和嘲讽,后来甚至有追 杀,而真爱同经得任考验。 一次和一年轻同事说到爱情,他马上说房子、户口、家具……看清了,人家俩可是在船上,下了船,也不知前途在何方,就这情况。所以,看到船体下沉后,小伙子泡在冰冷的水中对姑娘说:“答应我,你要好好活着。”我竟然泪流满面,我真想为我年轻同仁的爱情也遍洒泪水。 将来我们会老的,当我们满头银发,厉数着自己的往事,有金奖、银奖,有自鸣得意的节目,有夸奖和表彰,惟独没有爱情,那将是终身遗憾。 春天到了,年轻的伙伴们,让我们抓紧吧,四面出击,去寻觅爱情,抛开杂念,一往无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春天到了,秋天还会远吗? 如果百说你有病,你会怎么样?别急,你真的有病。虽然你体温正常,消化吸收不增,看上去脸色不差,但下列情况你有吗?爱着想、没脾气、心情压抑、整天不高兴、终日肖沉、总想成功、什么都不想干、总想工作……这都病得不轻。 《实话实说》中,专家说心理疾病分为两种表现,一种是承认,那该看医生就快去,一种是不承认,那旨定是有病。其实承认有病有何不好呢?比如佰和领导有矛盾,一方承认自己有病,另一方面就会谅解,如果两方都承认有病,就会同病相怜。心里有病不像身体疾病那么好观察,有时表现在身体上(术语叫“躯体反应”)还 好,比如脖子硬、眼睛涩、手麻、睡不着觉等等,顺藤模瓜便可对症下药,而多数情况是无任何反应症状,让医务工作者干着急。 为什么人会心里有病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在进步,社会的进步超过你的进步,或你的进步先于社会进步都会得病。心理医生偏方如下,一是调动你主观能动注迎头追上社会,或调整你的步伐等等社会;但此方不去根,这厢病刚好,那边病又上来了,所以正常情况是你总显得龙体欠安。其实心里有病不可旧,照样可以吃饭、 喝水、工作、谈恋爱、生双胞胎。 你会说这也不算病啊,当然,不治可不行。病来如山倒,不治等倒了,于国于民不利。就是工作累倒的,也很难与泰山相提并论,因为是心里有病,不挂徊,也就不好做结论。从现在开始,你要把这当个事。经常问自己,该笑时笑,该哭时哭,心里有事想不开,就和家人聊聊,有朋友和朋友谈亦可,别嫌事小或下作,去和领导讲讲也行,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如此这般还想不开,就要去做心理咨询,看心理医生,别伯花钱和时间。 要堂而皇之告诉大家,明天我不上班,我去看心理医生。过去我们观念陈旧,总觉得身体有病好说,心里难办,得个痔疮都嚷嚷得满楼道知,可心里病得小脸惨白了,还硬撑着,何必呢《实话实说》中专家们还说,重视心理卫生就标志着社会文明程度增强。当你的同事心里有病了,你不要嘲笑他,应像他身体育病一样对待 安慰他,送他时令水果。我最近心理就待难受球组里有不少球迷,世界杯没开张,就嚷嚷看做期节目,于是便做了《足球·家庭·爱情》谈的是由足球引发的夫妻矛盾。

  父亲在叔叔尸首前这一段压抑的哭诉,大概是他一生中讲过的最长的一段话了。每一句、每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就是从那以后,我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我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

下面的节目表各位可以对照着看。 (节目表面文章——讨论弦外之音) 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固守社会传统与尊重个人隐私的分寸探讨 夫妻间是否需要“一米线”——东西文化的碰撞捐款结余怎么办?——良心和规范 装修的滋味——尊重个性与宽容共性 城市垃圾何去何从——环保的理念与切实可行的操作 面对克隆——医学科学进步挑战传统伦理 家有琴童——功利与素质 村里的故事——大法与乡规民约的关系 对不起,那以后,我老师——忏悔和宽容 我的左手——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重的理念推行 家——社会人和人格的独立 我们现在点击一个题目,那以后,我使它最大化。窥一斑可见全豹——《村里的故事》。 《村里的故事》,策划是宣明栋、赵一工,播出日期是1998年7月26日。 本期节目嘉宾有4位,学者梁治平,对多学科的边缘交叉颇有研究。本次节目请他出山是想听他对现代法律如何利用本土资源的看法。作家陈源斌,创作的小说《万家诉讼》引起关注,经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大红大紫。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文字的精致与洗练: “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 这些事拍成电视剧,3集未必够。在陈源斌笔下,不过区区3行。 一个文笔洗练的人未必适应谈话节目,因为他说话或许也惜墨如金。好在,陈源斌挂职当过乡长,对于这个话题感同身受。还有河北的张志生和河南的赵来法,身份就是乡间的司法助理员。 节目就从老张和老赵开始。 老张说的是,一家人盖新房,开了后窗,结果遭到屋后邻居反对。理由是后窗一开,晦气就吹过来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盖房有开后窗的权利。 老张用了民间智慧,看人下菜碟。 他鼓励前院勇敢留窗的位置,用砖虚掩上。意思是,不是不能开,而是不愿开;他又鼓动后院杀鸡洒血,抵御晦气。一来二去,一场一触即发的争斗暂时被平息,两家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 一年以后,后院翻盖新房,开了后窗,正巧他家窗后就是新建的高速公路,晦气被那些车带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时,老张说话了,他说既然你家开了后窗,前院的后窗也该打开了。因为晦气有了通道 再也伤不着两家人,再也不能只许你家放火,不许人家点灯了!就这样,前院的房子终于有了后窗。 老赵遇到的事一句话可以讲完:一家人,男的把女的打了。 按说,应该鼓励依法办事,让女的告男的,把男的绳之于法。可家里还有小的,这样,一家子就散了。老赵没惊动妇联和公检法,而是请来老的,狠批男的,安慰女的。最后,男的给女的道歉,女的给大家做了一顿吃的,大事化小,一了百了。 说到这,才用上了梁先生、陈先生的专业,理论分析是必要的。 看来,法律还有些分法。比如公法和私法,公法让国家稳定,私法看护个人利益。

有时候,从父亲身上你盯着小人书上的王侯相和风姿绰约的古代美女,从父亲身上不禁感叹画家们的想象力是如何了得。见到王弘力老先生,我径直提出这个问题。 王者笑了,他说,是有个仓库的。 1955年他在辽宁义县泰国寺前看见两个老者 下棋,他悄悄回了下来,也就是说,两个形象入了 库。不久,他在同—县城小饭铺中看到的一个小贩 成了他笔下《十五贯》的尤葫芦。而《十五贯》中另 一位人物况钟则是王老认识的一位学校老师,给 长上了胡子。 现在,我已经进入他的“仓库”,前途未卜。 当然,成为大师,仅仅育个仓库还是不够的。还 要有勤奋还要有刻苦,还要有忍辱负重,还要能宠 辱不惊。这一切,王老全有。外语,老人家就会6门, 全是自学的。 现在,你就是外行,也可以感受至小人书的厚 重。 现在,你随我进入小人书世弄吧,咱们边走边 说。 你可以收藏,也可以卖养藏,当然,你只想当贩 子就另当别论。然后,你要结识—批“连友”,认识 他们,你就会重新认识小人书,我来介绍几位吧。 张成德,公开身份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菩, 实际上是小人书贩子的死敌。他爱小人书,恨有些 人把小人书当赚钱手段,恨他们囤积居奇、哄抬书 价。我和他逛过几个小人书市场,几个贩子见他牙 恨咬得咯咯作响。 他正在于两件事,一是收集小人书画家们的国 画作品,以此来证明,小人书画家都是大画家,都 有真功夫。二是采访这些画家,写写他们传奇的经 历,出一本书。这两件事占了他太多的时间,说出 来你可能信,南采北去地采访画家,都是他自己 掏钱。他已经采访了四十多名画家。 如果你刚入道.教你一个辨认的招数,说起小 人书眉飞色舞的就是“连反”,说起小人书价钱眉 飞色舞的就是贩子。 上海有个张奇明,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小人书出 版。张奇明也是从小就爱人书的,辛辛苦苦攒 了几百册,家里着了一了把火,全烧光了。重新开始 攒,又烧光了。“文革”时,他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 张奇明身边的小伙伴一哄而散。受不得冷落的他 发了毒誓,谁和他玩送谁一本小人书,哪里知道小 人书可以冲破阶级的壁垒,居然有60个孩子愿意 重新与他为伍。这下惨了,张奇明凑不齐那么多 书,小朋友们又盯得紧,逼得他到天目山藏了两 天。90年代,张奇明在深圳发了财,苦思冥想闲钱 的去处,没说的,又攒起了小人书。 小人书不像佛像,买回家供着,没什么损耗。_ 本小人书过上几个人的手,翻上几遍,就折过卷角 得不成样子。所以,去找几十年前出版的小人书, 大多都青春不在,面目可惜。有的印数少,还难寻 踪迹。 张奇明成立了大可堂文化公司,专门和出版社 联手再版小人书精品。据说,重新创作也列入了议 事日程。 在上海,我一头扎进张奇明的书房,翻看他的 小入书藏品.一日就翻到了后半夜,几个老爷们对 视一笑,说,这不比打半宿麻将强。第二天见面没 别的,还谈小人书。 讲完了以后,看到了我全场就笑了。这一笑我就觉得有信心了,看到了我 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台做过《曲苑杂坛》。《曲苑杂坛》 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声、杂技、人品,当时我们最头疼的时候 就是没人笑。有一次我的印象特深,两位着名相声演员合说 了一段新相声。我问,这段怎么样?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你就 等好吧,观众非得乐晕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一片掌声,从头说到尾,底下 鸦雀无声。下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 们哪里找的观众。当时我负责找观众,这以后就有了一些 经验,再找观众不能找大学生、高中生,反正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人就不能找,这些人没有什么幽默感。相声、小 品,一场一场就这么录,录得我非常伤心。到底是中国人 没有幽默感,还是我们这帮腕没有幽默感?为什么人家会 不笑呢?所以那天讲完一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一下子 就找到自信了。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演员叫牛振华,也会 说相声,现在在演电影电视剧,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他的 笑也给了我自信。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 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 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 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 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 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 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 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 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 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 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 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 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 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 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 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 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 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 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 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 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 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 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 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 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 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 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 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 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 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 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 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 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 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 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 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 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 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 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 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 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 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 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 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 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 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 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 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 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 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 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 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 笑)。

节目播了还觉不过瘾,父亲在叔叔还想做—期,父亲在叔叔便着手收集资料,开始在节目中打出话题“我看世界杯,公平征求嘉宾。 等到32强掐起来的时候,球迷的热情曾,热线报名不断,甚至有官员发来传真,声称嘉宾他莫属。待到球赛进入残酷的阶段,宣传指令也不断传来,不要说中国足球,也不要说亚州足球,不要说裁判问题……剩下的随便说。 瞅瞅没剩下什么,决定放弃这期节目,但球迷的热情让入割舍不下。每天都有人哑着嗓子报名,可以联想到他们血红的眼睛,熬到这份上,还不忘一吐为快,心中有很多郁闷可想而知。后来在决赛前夕,我抽空儿看了场中国队和乌兹别克队的比赛,两队突出一个慢字,倒脚功夫很深。 刚刚看完世界杯赛场,这比赛干脆没法容忍,我以一个职业者的心态挺着,和眼皮做着艰苦的抗争,最后到底是没洗洗便睡了。醒来后,沂到老婆念叨,怎么咱们这球场比人家大呀,好像场上的人也不够用。眼看巴黎的战火就要熄灭,节目还做不做又提上了日程,整整一个下午争论不休。 策划海啸心思不太稳定,混了十几年,刚分了三居室,正忙着装修,总说,你们定,要是做,我就写策划案,要是不做,我去买地板。 那天已经出来了四强,楼道里总是有人为谁是冠军争吵起来,喜得我在厕所里都呆不踏实。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何不让冠军亚军争夺国的球迷代表亮亮相,表面的话题是谁可以夺冠。可谈的内容却很多,两国的足球传统,足球土壤,足球人才的培养,对职业球员的要求,对输赢的态度。好,主意已定,我料理完如厕之事直奔会议室,道出思绪,立马获得通过。 策划海啸和虎迪拉开架式,列出日程表,凌晨决出了决赛参战队,上午便和他们的大使馆联系,请求协助推荐参与人员。 巴西胜了,一大早,虎迪便开始联系巴西大使馆,用的礼貌用语,先祝贺他们取得决赛权,然后把醉翁之意一五一十道了明白。然后轮到那边发话了,我是接线生,昨晚看球太晚,他们都睡觉呢,您中午再打吧。 到了晚上,两位策划一进办公室就惊呼,大事不好,如果是克罗地亚进决赛,可找不着人。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致认为,办法只有—条,让法国队赢。 录像那天,双方的阵容不露面,我脑子里便冒出一个词语,乌合之众。果然,法国的3人小组,既不太懂足球,也不太懂中文,坐在那儿话跟不上趟,让巴西人狠—顿挤兑。弄得现场观众于不忍,纷纷倒戈,支持纤弱的法国人,居然有人发言说,老是巴西夺冠有什么意思啊,也该轮到别人了。整个—个不讲理。 录完像;我问法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派真正的球迷来,他们说:真正的球迷都回法国了。后来,傻乎乎的法国人果然捧起了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民间俗语傻有傻福气;一句是业内人士常挂在嘴边的,这就是足球。 我是睡不着的人。 我难以入睡的经历从高中开始。 那是在考大学之前的某个晚上,我忽然难以入睡,辗转反侧。具体的原因早已淡忘了,现空想来,无非是一旦落榜,街坊邻居会说什么样的闲话,父母将发什么样的言论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尸首前这一诉,大概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尸首前这一诉,大概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节目组有—位策划叫丛鹏,段压抑的哭的东西学细胞生物学出身,段压抑的哭的东西人也怪异得很。 大家一起去九寨沟旅游,长途跋涉,一路舟车劳顿。猛地看见雨后彩虹,看见满眼绿树,一阵欢呼。他却说,多好的高原草甸,多好的针叶林,多好的阔叶林。说得我们一哄而散,挺好的兴致,让科学给搅和 九八年“六·一”前夕,丛鹏提出做一期儿童谈话节目。我说,儿童,是谈话的对象吗?可丛鹏秉性倔犟,认准了,很难说服。 我决定以退为进,说,我不熟悉孩子的谈话方式。 丛鹏说,这好办,我们可以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们走进了北师大幼儿园。 在那里发现,孩子特给面子,随便听个什么笑话都会拍手顿足,哈哈大笑。最大问题是不持久,耐性差。一个小男孩举了一回手,见我没叫他,扭头回屋睡觉去了。阿姨说,孩子的要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对他们来说,不争第一,就没有意思。 这和记者陈小川的观点一致,争就争冠军,亚军没用。普希金和丹特士决斗,普希金是亚军,命都没 于是,我装成专注的样子,好像每次只能看到一个人举手,矛盾迎刃而解。孩子们都认定自己是被我看到后;第一个叫到的。有时,我还略施小计,比如这个讲,跟另一个说,下回就是你,或者是,你说得好,最后再说。 幼儿园阿姨被我的耐心打动,说,你真用心,然后告诉我:孩子们的注意力最多集中5分钟,要是发吃的,还能坚持5分钟。 那10分钟以后呢? 阿姨的回答斩钉截铁,神仙也没用。 见我一脸难色,丛鹏就忙着开动脑筋。他一拍大腿,有了,吃的咱先不发,告诉孩子们录完像再发。再买些玩具,摆在现场,不发言的人可以先玩玩具。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六·一”节,孩子们说自己的心愿。暗含的意义是再小的孩子也需要理解和沟通。 录像那天,孩子们一进场,山呼海啸。毛绒玩具被抢了个精光,两分钟后,馅都被掏出来了。我心说,姓崔的,这回看你怎么收拾。 阿姨说对了,5分钟以后天大乱。孩子们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嚎陶大哭,还有一位直接挤进我的沙发,什么话没有,只管用鞋蹬我的后背。 丛鹏的倔犟一手酿造了这场“闹剧”。当时我无计可施便横下一条心,咱也倔犟一把。于是,强打精神,挂着笑脸,支应着全场。终于熬到和观众说再见了,没有一次节目感到这样漫长。下来一打听,还不到50分钟。看着情绪低落的丛鹏,我说,节目就叫《童言无忌》吧!为了这场混乱找找辙,也宽慰一下丛鹏。 5月31日,《童吉无忌》播出。 异常强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观众争相打电话说,从没见过孩子们在电视上这样自由自在,要是所有的儿童节目部这样就好了。一个观众更是直言不讳,看见你在孩子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开心死了。怎么,真的没人在意我们的节目理念吗? 我再回头去看素材,看看孩子们怎么和我对答如流的。 “你‘六·一’节准备去哪儿?”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六·一’节玩儿”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打架。” “你爸爸有什么优点?” “他不怎么爱下棋。” 正是这不着边际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童心童趣,看到孩子们的天然去雕饰。 节目做到快半年的时候,他一生中讲有一次开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他一生中讲我说我们做的节目不像真正的谈话,当时我看温芙瑞和赵少康的节目,所有的人非常自然,像日常的状态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观众揣着平常心,用日常的状态到电视台演播室来说话? 大家说这可能不容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观众的紧张感。我决定第一件事改变主持人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要从高处走出来,也不要从观众席里冒出来,也不要从景片后面突然闪出来。大家说那怎么出来? 我说一开始就在沙发上坐着等着,嘉宾当时也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说嘉宾也让他们坐在沙友上,而且最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让他们坐上去,这样慢慢就会熟悉场地。观众在现场也非常紧张,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敢动。我们怎么让他们放松呢?我就想起过去我们拍《曲苑杂坛》的时候,为了让观众支持,有一个人上来给大家鞠躬敬礼,说一些注意事项,讲一些笑话,这时候观众会放松。 我说像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借鉴,采用热场方式,试一试。后来我准备很多笑话到那里去讲。比如,我说,前一段我和我一个朋友,到野外宿营,半夜醒来的时候,朋友突然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宇宙是多么浩渺啊,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啊。我那位朋友不说话,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们的帐篷好像被人偷走了。 讲完了观众也放松了,我们就决定开始录像。编导说,现在很好,切换导演在上面喊,准备,开始,“5、4、3、2、1”,奏乐,这的候我一看刚才还在笑的观众全都哆嗦起来了。录完下来,我说你看我费那么大的劲给大家讲笑话,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下来了,你—个5、4、3、2、1又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不喊,各工种也不知道开始了。我说各工种没那么傻,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开始。那用什么方式呢?后来我说这样咱们俩约定一个方式,在开始之前,我就冲你挤眼睛,反正你在监视器里也能看见我挤眼睛。开始之前我就挤眼睛,挤着挤着眼睛他就说,你都挤多长时间了,还不开始,我说今天眼睛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一直在挤。我说我们多设立几种方式,比如我手扶着椅子,就证明要开始了,或者我挠挠头证明要开始了,慢慢我们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如果大家到《实话实说》现场,我相信即便你是内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十种方式,就是让拍摄顺利开始,在观众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用那种叫热场的方式,让观众放松,比如我先鞠躬,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鞠得这么深,有人说真诚,我说,对,是真诚,但是真诚还不够,还有3条,你们接着猜。他们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我说你才在日本留过学,第二条不对。然后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举手,他说你可能是头重,我说你才头重。大家猜半天都猜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代表很多人到这里来给你鞠躬,所以才会鞠这么深。我现在让大家猜猜,我今天代表多少人给你们鞠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了《实话实说》这台录像,有多少人在忙着。然后他们开始猜,有的人说100,有的人说500,有的人说2000,有的人说12,有的人说34。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我代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代表多少人,因为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各个岗位大概有25个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0000多张表,你说有多少人,别管有多少人,反正都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就鞠这么深的躬。 然后请大家关掉手机、BP机、股票机、电子宠物,凡是出声的都关掉,然后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实话实说》的现场是开放的,谁想发言的时候,就举手示意我,一举手我就会跑到你的身边为你举话筒,话筒我为你举着,大家不要抢,因为抢话筒拍出来不好看。 可是这样还不够,我还找一些不说话的,比如大家都笑,他没有笑。我就会走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笑,你不笑?他说我还有点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来,我是从贵州来的,一边说一边哆嗦。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第一次去什么地方都会紧张,而且有这么多生人。然后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我把这些生人都介绍一遍,熟悉了就是你的朋友,这会儿你就不紧张了,挨个介绍我们的摄像,包括我们的摇臂。比如说拍摇臂的摄像,我会让他用机器给大家表演点头、鞠躬,还会移到观众的头顶,移准了砸下来,吓得观众到处跑。然后再介绍我们的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们开玩笑,调节现场气氛。然后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人紧张,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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